愛米麗·格里爾生小姐過世了，全鎮的人都去送喪：男子們是出於敬慕之情，因為一個紀念碑倒下了：婦女們呢，則大多數出於好奇心，想看看她屋子的內部。除了一個花匠兼廚師的老僕人之外，至少已有十年光景誰也沒進去看看這幢房子了。
那是一幢過去漆成白色的四方形大木屋，坐落在當年一條最考究的街道上，還裝點著有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風味的圓形屋頂、尖塔和渦形花紋的陽台，帶有濃厚的輕盈氣息。可是汽車間和軋棉機之類的東西侵犯了這一帶莊嚴的名字，把它們塗抹得一干二淨。只有愛米麗小姐的屋子巋然獨存，四周簇擁著棉花車和汽油泵。房子雖已破敗，卻還是執拗不馴，裝模作樣，真是醜中之醜。現在愛米麗小姐已經加入了那些名字莊嚴的代表人物的行列，他們沉睡在雪松環繞的墓園之中，那裡盡是一排排在南北戰爭時期杰斐遜戰役中陣亡的南方和北方的無名軍人墓。
愛米麗小姐在世時，始終是一個傳統的化身，是義務的象徵，也是人們關注的對象。打一八九四年某日鎮長沙多里斯上校——也就是他下了一道黑人婦女不繫圍裙不得上街的命令——豁免了她一切應納的稅款起，期限從她父親去世之日開始，一直到她去世為止，這是全鎮沿襲下來對她的一種義務。這也並非說愛米麗甘願接受施捨，原來是沙多里斯上校編造了一大套無中生有的話，說是愛米麗的父親曾經貸款給鎮政府，因此，鎮政府作為一種交易，寧願以這種方式償還。這一套話，只有沙多里斯一代的人以及像沙多里斯一樣頭腦的人才能編得出來，也只有婦道人家才會相信。
等到思想更為開明的第二代人當了鎮長和參議員時，這項安排引起了一些小小的不滿。那年元旦，他們便給她寄去了一張納稅通知單。二月份到了，還是杳無音信。他們發去一封公函，要她便中到司法長官辦公處去一趟。一周之後，鎮長親自寫信給愛米麗，表示願意登門訪問，或派車迎接她，而所得回信卻是一張便條，寫在古色古香的信箋上，書法流利，字跡細小，但墨水已不鮮豔，信的大意是說她已根本不外出。納稅通知附還，沒有表示意見。
參議員們開了個特別會議，派出一個代表團對她進行了訪問。他們敲敲門，自從八年或者十年前她停止開授瓷器彩繪課以來，誰也沒有從這大門出入過。那個上了年紀的黑人男僕把他們接待進陰暗的門廳，從那裡再由樓梯上去，光線就更暗了。一股塵封的氣味撲鼻而來，空氣陰濕而又不透氣，這屋子長久沒有人住了。黑人領他們到客廳裡，裡面擺設的笨重家俱全都包著皮套子。黑人打開了一扇百葉窗，這時，便更可看出皮套子已經坼裂；等他們坐了下來，大腿兩邊就有一陣灰塵冉冉上升，塵粒在那一縷陽光中緩緩旋轉。壁爐前已經失去金色光澤的畫架上面放著愛米麗父親的炭筆劃像。
她一進屋，他們全都站了起來。一個小模小樣，腰圓體胖的女人，穿了一身黑服，一條細細的金錶鍊拖到腰部，落到腰帶裡去了，一根烏木拐杖支撐著她的身體，拐杖頭的鑲金已經失去光澤。她的身架矮小，也許正因為這個緣故，在別的女人身上顯得不過是豐滿，而她卻給人以肥大的感覺。她看上去像長久泡在死水中的一具死屍，腫脹發白。當客人說明來意時，她那雙凹陷在一臉隆起的肥肉之中，活像揉在一團生面中的兩個小煤球似的眼睛不住地移動著，時而瞧瞧這張面孔，時而打量那張面孔。
她沒有請他們坐下來。她只是站在門口，靜靜地聽著，直到發言的代表結結巴巴地說完，他們這時才聽到那塊隱在金鍊子那一端的掛錶嘀嗒作響。
她的聲調冷酷無情。 “我在杰斐遜無稅可納。沙多里斯上校早就向我交代過了。或許你們有誰可以去查一查鎮政府檔案，就可以把事情弄清楚。”
“我們已經查過檔案，愛米麗小姐，我們就是政府當局。難道你沒有收到過司法長官親手簽署的通知嗎？”
“個錯，我收到過一份通知，”愛米麗小姐說道，“也許他自封為司法長官……可是我在杰斐遜無稅可交。”“可是納稅冊上並沒有如此說明，你明白吧。我們應根據……”
“你們去找沙多里斯上校。我在杰斐遜無稅可交。”
“可是，愛米麗小姐——”
“你們去找沙多里斯上校，（沙多里斯上校死了將近十年了）我在杰斐遜無稅可納。托比！”黑人應聲而來。 “把這些先生們請出去。”
二
她就這樣把他們“連人帶馬”地打敗了，正如三十年前為了那股氣味的事戰勝了他們的父輩一樣。那是她父親死後兩年，也就是在她的心上人——我們都相信一定會和她結婚的那個人——拋棄她不久的時候。父親死後，她很少外出；心上人離去之後，人們簡直就看不到她了。有少數幾位婦女竟冒冒失失地去訪問過她，但都吃了閉門羹。她居處周圍唯一的生命跡象就是那個黑人男子拎著一個籃子出出進進，當年他還是個青年。
“好像只要是一個男子，隨便什麼樣的男子，都可以把廚房收拾得井井有條似的。”婦女們都這樣說。因此，那種氣味越來越厲害時，她們也不感到驚異，那是芸芸眾生的世界與高貴有勢的格里爾生家之間的另一聯繫。
鄰家一位婦女向年已八十的法官斯蒂芬斯鎮長抱怨。
“可是太太，你叫我對這件事又有什麼辦法呢？”他說。
“哼，通知她把氣味弄掉，”那位婦女說。 “法律不是有明文規定嗎？”
“我認為這倒不必要，”法官斯蒂芬斯說。 “可能是她用的那個黑鬼在院子裡打死了一條蛇或一隻老鼠。我去跟他說說這件事。”
第二天，他又接到兩起申訴，一起來自一個男的，用溫和的語氣提出意見。 “法官，我們對這件事實在不能不過問了。我是最不願意打擾愛米麗小姐的人，可是我們總得想個辦法。”那天晚上全體參議員——三位老人和一位年紀較輕的新一代成員在一起開了個會。
“這件事很簡單，”年輕人說。 “通知她把屋子打掃乾淨，限期搞好，不然的話……”
“先生，這怎麼行？”法官斯蒂芬斯說，“你能當著一位貴婦人的面說她那裡有難聞的氣味嗎？”
於是，第二天午夜之後，有四個人穿過了愛米麗小姐家的草坪，像夜盜一樣繞著屋子潛行，沿著牆角一帶以及在地窖通風處拚命聞嗅，而其中一個人則用手從挎在肩上的袋子中掏出什麼東西，不斷做著播種的動作。他們打開了地窖門，在那里和所有的外屋裡都撒上了石灰。等到他們回頭又穿過草坪時，原來暗黑的一扇窗戶亮起了燈：愛米麗小姐坐在那裡，燈在她身後，她那挺直的身軀一動不動像是一尊偶像一樣。他們躡手躡腳地走過草坪，進入街道兩旁洋槐樹樹蔭之中。一兩個星期之後，氣味就聞不到了。
而這時人們才開始真正為她感到難過。鎮上的人想起愛米麗小姐的姑奶奶韋亞特老太太終於變成了十足瘋子的事，都相信格里爾生一家人自視過高，不了解自己所處的地位。愛米麗小姐和像她一類的女子對什麼年輕男子都看不上眼。長久以來，我們把這家人一直看做一幅畫中的人物：身段苗條、穿著白衣的愛米麗小姐立在背後，她父親叉開雙腳的側影在前面，背對愛米麗，手執一根馬鞭，一扇向後開的前門恰好嵌住了他們倆的身影。因此當她年近三十，尚未婚配時，我們實在沒有喜幸的心理，只是覺得先前的看法得到了證實。即令她家有著瘋癲的血液吧，如果真有一切機會擺在她面前，她也不至於斷然放過。
父親死後，傳說留給她的全部財產就是那座房子；人們倒也有點感到高興。到頭來，他們可以對愛米麗表示憐憫之情了。單身獨處，貧苦無告，她變得懂人情了。如今她也體會到多一便士就激動喜悅、少一便士便痛苦失望的那種人皆有之的心情了。
她父親死後的第二天，所有的婦女們都準備到她家拜望，表示哀悼和願意接濟的心意，這是我們的習俗。愛米麗小姐在家門口接待她們，衣著和平日一樣，臉上沒有一絲哀愁。她告訴她們，她的父親並未死。一連三天她都是這樣，不論是教會牧師訪問她也好，還是醫生想勸她讓他們把屍體處理掉也好。正當他們要訴諸法律和武力時，她垮下來了，於是他們很快地埋葬了她的父親。當時我們還沒有說她發瘋。我們相信她這樣做是控制不了自己。我們還記得她父親趕走了所有的青年男子，我們也知道她現在已經一無所有，只好像人們常常所做的一樣，死死拖住搶走了她一切的那個人。
三
她病了好長一個時期。再見到她時，她的頭髮已經剪短，看上去像個姑娘，和教堂裡彩色玻璃窗上的天使像不無相似之處——有幾分悲愴肅穆。
行政當局已訂好合同，要鋪設人行道，就在她父親去世的那年夏天開始動工，建築公司帶著一批黑人、騾子和機器來了，工頭是個北方佬，名叫荷默·伯隆，個子高大，皮膚黝黑，精明強幹，聲音宏亮，雙眼比臉色淺淡。一群群孩子跟在他身後聽他用不堪入耳的話責罵黑人，而黑人則隨著鐵鎬的上下起落有節奏地哼著勞動號子。沒有多少時候，全鎮的人他都認識了。隨便什麼時候人們要是在廣場上的什麼地方聽見呵呵大笑的聲音，荷默·伯隆肯定是在人群的中心。過了不久，逢到禮拜天的下午我們就看到他和愛米麗小姐一齊駕著輕便馬車出遊了。那輛黃輪車配上從馬房中挑出的栗色轅馬，十分相稱。
起初我們都高興地看到愛米麗小姐多少有了一點寄託，因為婦女們都說：“格里爾生家的人絕對不會真的看中一個北方佬，一個拿日工資的人。”不過也有別人，一些年紀大的人說就是悲傷也不會叫一個真正高貴的婦女忘記“貴人舉止”，儘管口頭上不把它叫作“貴人舉止”。他們只是說：“可憐的愛米麗，她的親屬應該來到她的身邊。”她有親屬在亞拉巴馬；但多年以前，她的父親為了瘋婆子韋亞特老太太的產權問題跟他們鬧翻了，以後兩家就沒有來往。他們連喪禮也沒派人參加。
老人們一說到“可伶的愛米麗”，就交頭接耳開了。他們彼此說：“你當真認為是那麼回事嗎？”“當然是囉。還能是別的什麼事？……”而這句話他們是用手摀住嘴輕輕地說的；輕快的馬蹄得得駛去的時候，關上了遮擋星期日午後驕陽的百葉窗，還可聽出綢緞的窸窣聲：“可憐的愛米麗。”
她把頭抬得高高——甚至當我們深信她已經墮落了的時候也是如此，彷彿她比歷來都更要求人們承認她作為格里爾生家族末代人物的尊嚴；彷彿她的尊嚴就需要同世俗的接觸來重新肯定她那不受任何影響的性格。比如說，她那次買老鼠藥、砒霜的情況。那是在人們已開始說“可憐的愛米麗”之後一年多，她的兩個堂姐妹也正在那時來看望她。
“我要買點毒藥。”她跟藥劑師說。她當時已三十出頭，依然是個削肩細腰的女人，只是比往常更加清瘦了，一雙黑眼冷酷高傲，臉上的肉在兩邊的太陽穴和眼窩處繃得很緊，那副面部表情是你想像中的燈塔守望人所應有的。 “我要買點毒藥。”她說道。
“知道了，愛米麗小姐。要買哪一種？是毒老鼠之類的嗎？那麼我介——”
“我要你們店裡最有效的毒藥，種類我不管。”
藥劑師一口說出好幾種。 “它們什麼都毒得死，哪怕是大象。可足你要的是——”
“砒霜，”愛米麗小姐說。 “砒霜靈不靈？”
“是……砒霜？知道了，小姐。可是你要的是……”
“我要的是砒霜。”
藥和師朝下望了她一眼。她回看他一眼，身子挺直，面孔像一面拉緊了的旗子。 “噢噢，當然有，”藥劑師說。 “如果你要的是這種毒藥。不過，法律規定你得說明作什麼用途。”
愛米麗小姐只是瞪著他，頭向後仰了仰，以便雙眼好正視他的雙眼，一直看到他把目光移開了，走進去拿砒霜包好。黑人送貨員把那包藥送出來給她；藥劑師卻沒有再露面。她回家打開藥包，盒子上骷髏骨標記下註明：“毒鼠用藥”。
四
於是，第二天我們大家都說：“她要自殺了”；我們也都說這是再好沒有的事。我們第一次看到她和荷默·伯隆在一塊兒時，我們都說：“她要嫁給他了。”後來又說：“她還得說服他呢。”因為前默自己說他喜歡和男人來往，大家知道他和年輕人在糜鹿俱樂部一道喝酒，他本人說過，他是無意於成家的人。以後每逢禮拜天下午他們乘著漂亮的輕便馬車馳過：愛米麗小姐昂著頭，荷默歪戴著帽子，嘴裡叼著雪茄煙，戴著黃手套的手握著馬韁和馬鞭。我們在百葉窗背後都不禁要說一聲：“可憐的愛米剛。”後來有些婦女開始說，這是全鎮的羞辱，也是青年的壞榜樣。男子漢不想干涉，但婦女們終於迫使浸禮會牧師——愛米麗小姐一家人都是屬於聖公會的——去拜訪她。訪問經過他從未透露，但他再也不願去第二趟了。下個禮拜天他們又駕著馬車出現在街上，於是第二天牧師夫人就寫信告知愛米麗住在亞拉巴馬的親廈。
原來她家裡還有近親，於是我們坐待事態的發展。起先沒有動靜，隨後我們得到確訊，他們即將結婚。我們還聽說愛米麗小姐去過首飾店，訂購了一套銀質男人盥洗用具，每件上面刻著“荷·伯”。兩天之後人家又告訴我們她買了全套男人服裝，包括睡衣在內，因此我們說：“他們已經結婚了。”我們著實高興。我們高興的是兩位堂姐妹比起愛米麗小姐來，更有格里爾生家族的風度。
因此當荷默·伯隆離開本城——街道鋪路工程已經竣工好一陣子了——時，我們一點也不感到驚異。我們倒因為缺少一番送行告別的熱鬧，不無失望之感。不過我們都相信他此去是為了迎接愛米麗小姐作一番準備，或者是讓她有個機會打發走兩個堂姐妹。（這時已經形成了一個秘密小集團，我們都站愛米麗小姐一邊，幫她踢開這一對堂姐妹。）一點也不差，一星期後她們就走了。而且，正如我們一直所期待的那樣，荷默·伯隆又回到鎮上來了。一位鄰居親眼看見那個黑人在一天黃昏時分打開廚房門讓他進去了。
這就是我們最後一次看到荷默·伯隆。至於愛米麗小姐呢，我們則有一段時間沒有見到過她。黑人拿著購貨籃進進出出，可是前門卻總是關著。偶爾可以看到她的身影在窗口晃過，就像人們在撒石灰那天夜晚曾經見到過的那樣，但卻有整整六個月的時間，她沒有出現在大街上。我們明白這也並非出乎意料；“她父親的性格三番五次地使她那作為女性的一生平添波折，而這種性格彷彿大惡毒，太狂暴，還不肯消失似的。
等到我們再見到愛米麗小姐時，她已經發胖了，頭髮也已灰白了。以後數年中，頭髮越變越灰，變得像胡椒鹽似的鐵灰色，顏色就不再變了。直到她七十四歲去世之日為止，還是保持著那旺盛的鐵灰色，像是一個活躍的男子的頭髮。
打那時起，她的前門就一直關閉著，除了她四十左右的那段約有六七年的時間之外。在那段時期，她開授瓷器彩繪課。在樓下的一間房裡，她臨時佈置了一個畫室，沙多里斯上校的同時代人全都把女兒、孫女兒送到她那裡學畫，那樣的按時按刻，那樣的認真精神，簡直同禮拜天把她們送到教堂去，還給她們二角伍分錢的硬幣準備放在捐獻盆子裡的情況一模一樣。這時，她的捐稅已經被豁免了。
後來，新的一代成了全鎮的骨乾和精神，學畫的學生們也長大成人，漸次離開了，她們沒有讓她們自己的女孩子帶著顏色盒、令人生厭的畫筆和從婦女雜誌上剪下來的畫片到愛米麗小姐那裡去學畫。最後一個學生離開後，前門關上了，而且永遠關上了。全鎮實行免費郵遞制度之後，只有愛米麗小姐一人拒絕在她門口釘上金屬門牌號，附設一個郵件箱。她怎樣也不理睬他們。
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我們眼看著那黑人的頭髮變白了，背也駝了，還照舊提著購貨籃進進出出。每年十二月我們都寄給她一張納稅通知單，但一星期後又由郵局退還了，無人收信。不時我們在樓底下的一個窗口——她顯然是把樓上封閉起來了——見到她的身影，像神龕中的一個偶像的雕塑軀幹，我們說不上她是不是在看著我們。她就這樣度過了一代又一代——高貴，寧靜，無法逃避，無法接近，怪僻乖張。
她就這樣與世長辭了。在一棟塵埃遍地、鬼影憧憧的屋子裡得了病，侍候她的只有一個老態龍鍾的黑人。我們甚至連她病了也不知道；也早已不想從黑人那裡去打聽什麼消息。他跟誰也不說話，恐怕對她也是如此，他的嗓子似乎由於長久不用變得嘶啞了。
她死在樓下一間屋子裡，笨重的胡桃木床上還掛著床帷，她那長滿鐵灰頭髮的頭枕著的枕頭由於用了多年而又不見陽光，已經黃得發霉了。
五
黑人在前門口迎接第一批婦女，把她們請進來，她們話音低沉，發出噝噝聲響，以好奇的目光迅速掃視著一切。黑人隨即不見了，他穿過屋子，走出後門，從此就不見踪影了。
兩位堂姐妹也隨即趕到，他們第二天就舉行了喪禮，全鎮的人都跑來看看覆蓋著鮮花的愛米麗小姐的屍體。停屍架上方懸掛著她父親的炭筆劃像，一臉深刻沉思的表情，婦女們唧唧喳喳地談論著死亡，而老年男子呢——有些人還穿上了刷得很乾淨的南方同盟軍制服— —則在走廊上，草坪上紛紛談論著愛米麗小姐的一生，彷彿她是他們的同時代人，而且還相信和她跳過舞，甚至向她求過愛，他們把按數學級數向前推進的時間給攪亂了。這是老年人常有的情形。在他們看來，過去的歲月不是一條越來越窄的路，而是一片廣袤的連冬天也對它無所影響的大草地，只是近十年來才像窄小的瓶口一樣，把他們同過去隔斷了。
我們已經知道，樓上那塊地方有一個房間，四十年來從沒有人見到過，要進去得把門撬開。他們等到愛米麗小姐安葬之後，才設法去開門。
門猛烈地打開，震得屋裡灰塵瀰漫。這間佈置得像新房的屋子，彷彿到處都籠罩著墓室一般的淡淡的陰慘慘的氛圍：敗了色的玫瑰色窗簾，玫瑰色的燈罩，梳妝台，一排精細的水晶製品和白銀作底的男人盥洗用具，但白銀已毫無光澤，連刻製的姓名字母圖案都已無法辨認了。雜物中有一條硬領和領帶，彷彿剛從身上取下來似的，把它們拿起來時，在檯面上堆積的塵埃中留下淡淡的月牙痕。椅子上放著一套衣服，折疊得好好的；椅子底下有兩隻寂寞無聲的鞋和一雙扔了不要的襪子。
那男人躺在床上。
我們在那裡立了好久，俯視著那沒有肉的臉上令人莫測的齜牙咧嘴的樣子。那屍體躺在那裡，顯出一度是擁抱的姿勢，但那比愛情更能持久、那戰勝了愛情的熬煎的永恆的長眠已經使他馴服了。他所遺留下來的肉體已在破爛的睡衣下腐爛，跟他躺著的木床粘在一起，難分難解了。在他身上和他身旁的枕上，均勻地覆蓋著一層長年累月積下來的灰塵。
後來我們才注意到旁邊那隻枕頭上有人頭壓過的痕跡。我們當中有一個人從那上面拿起了什麼東西，大家湊近一看——這時一股淡淡的干燥發臭的氣味鑽進了鼻孔——原來是一綹長長的鐵灰色頭髮。
那是一幢過去漆成白色的四方形大木屋，坐落在當年一條最考究的街道上，還裝點著有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風味的圓形屋頂、尖塔和渦形花紋的陽台，帶有濃厚的輕盈氣息。可是汽車間和軋棉機之類的東西侵犯了這一帶莊嚴的名字，把它們塗抹得一干二淨。只有愛米麗小姐的屋子巋然獨存，四周簇擁著棉花車和汽油泵。房子雖已破敗，卻還是執拗不馴，裝模作樣，真是醜中之醜。現在愛米麗小姐已經加入了那些名字莊嚴的代表人物的行列，他們沉睡在雪松環繞的墓園之中，那裡盡是一排排在南北戰爭時期杰斐遜戰役中陣亡的南方和北方的無名軍人墓。
愛米麗小姐在世時，始終是一個傳統的化身，是義務的象徵，也是人們關注的對象。打一八九四年某日鎮長沙多里斯上校——也就是他下了一道黑人婦女不繫圍裙不得上街的命令——豁免了她一切應納的稅款起，期限從她父親去世之日開始，一直到她去世為止，這是全鎮沿襲下來對她的一種義務。這也並非說愛米麗甘願接受施捨，原來是沙多里斯上校編造了一大套無中生有的話，說是愛米麗的父親曾經貸款給鎮政府，因此，鎮政府作為一種交易，寧願以這種方式償還。這一套話，只有沙多里斯一代的人以及像沙多里斯一樣頭腦的人才能編得出來，也只有婦道人家才會相信。
等到思想更為開明的第二代人當了鎮長和參議員時，這項安排引起了一些小小的不滿。那年元旦，他們便給她寄去了一張納稅通知單。二月份到了，還是杳無音信。他們發去一封公函，要她便中到司法長官辦公處去一趟。一周之後，鎮長親自寫信給愛米麗，表示願意登門訪問，或派車迎接她，而所得回信卻是一張便條，寫在古色古香的信箋上，書法流利，字跡細小，但墨水已不鮮豔，信的大意是說她已根本不外出。納稅通知附還，沒有表示意見。
參議員們開了個特別會議，派出一個代表團對她進行了訪問。他們敲敲門，自從八年或者十年前她停止開授瓷器彩繪課以來，誰也沒有從這大門出入過。那個上了年紀的黑人男僕把他們接待進陰暗的門廳，從那裡再由樓梯上去，光線就更暗了。一股塵封的氣味撲鼻而來，空氣陰濕而又不透氣，這屋子長久沒有人住了。黑人領他們到客廳裡，裡面擺設的笨重家俱全都包著皮套子。黑人打開了一扇百葉窗，這時，便更可看出皮套子已經坼裂；等他們坐了下來，大腿兩邊就有一陣灰塵冉冉上升，塵粒在那一縷陽光中緩緩旋轉。壁爐前已經失去金色光澤的畫架上面放著愛米麗父親的炭筆劃像。
她一進屋，他們全都站了起來。一個小模小樣，腰圓體胖的女人，穿了一身黑服，一條細細的金錶鍊拖到腰部，落到腰帶裡去了，一根烏木拐杖支撐著她的身體，拐杖頭的鑲金已經失去光澤。她的身架矮小，也許正因為這個緣故，在別的女人身上顯得不過是豐滿，而她卻給人以肥大的感覺。她看上去像長久泡在死水中的一具死屍，腫脹發白。當客人說明來意時，她那雙凹陷在一臉隆起的肥肉之中，活像揉在一團生面中的兩個小煤球似的眼睛不住地移動著，時而瞧瞧這張面孔，時而打量那張面孔。
她沒有請他們坐下來。她只是站在門口，靜靜地聽著，直到發言的代表結結巴巴地說完，他們這時才聽到那塊隱在金鍊子那一端的掛錶嘀嗒作響。
她的聲調冷酷無情。 “我在杰斐遜無稅可納。沙多里斯上校早就向我交代過了。或許你們有誰可以去查一查鎮政府檔案，就可以把事情弄清楚。”
“我們已經查過檔案，愛米麗小姐，我們就是政府當局。難道你沒有收到過司法長官親手簽署的通知嗎？”
“個錯，我收到過一份通知，”愛米麗小姐說道，“也許他自封為司法長官……可是我在杰斐遜無稅可交。”“可是納稅冊上並沒有如此說明，你明白吧。我們應根據……”
“你們去找沙多里斯上校。我在杰斐遜無稅可交。”
“可是，愛米麗小姐——”
“你們去找沙多里斯上校，（沙多里斯上校死了將近十年了）我在杰斐遜無稅可納。托比！”黑人應聲而來。 “把這些先生們請出去。”
二
她就這樣把他們“連人帶馬”地打敗了，正如三十年前為了那股氣味的事戰勝了他們的父輩一樣。那是她父親死後兩年，也就是在她的心上人——我們都相信一定會和她結婚的那個人——拋棄她不久的時候。父親死後，她很少外出；心上人離去之後，人們簡直就看不到她了。有少數幾位婦女竟冒冒失失地去訪問過她，但都吃了閉門羹。她居處周圍唯一的生命跡象就是那個黑人男子拎著一個籃子出出進進，當年他還是個青年。
“好像只要是一個男子，隨便什麼樣的男子，都可以把廚房收拾得井井有條似的。”婦女們都這樣說。因此，那種氣味越來越厲害時，她們也不感到驚異，那是芸芸眾生的世界與高貴有勢的格里爾生家之間的另一聯繫。
鄰家一位婦女向年已八十的法官斯蒂芬斯鎮長抱怨。
“可是太太，你叫我對這件事又有什麼辦法呢？”他說。
“哼，通知她把氣味弄掉，”那位婦女說。 “法律不是有明文規定嗎？”
“我認為這倒不必要，”法官斯蒂芬斯說。 “可能是她用的那個黑鬼在院子裡打死了一條蛇或一隻老鼠。我去跟他說說這件事。”
第二天，他又接到兩起申訴，一起來自一個男的，用溫和的語氣提出意見。 “法官，我們對這件事實在不能不過問了。我是最不願意打擾愛米麗小姐的人，可是我們總得想個辦法。”那天晚上全體參議員——三位老人和一位年紀較輕的新一代成員在一起開了個會。
“這件事很簡單，”年輕人說。 “通知她把屋子打掃乾淨，限期搞好，不然的話……”
“先生，這怎麼行？”法官斯蒂芬斯說，“你能當著一位貴婦人的面說她那裡有難聞的氣味嗎？”
於是，第二天午夜之後，有四個人穿過了愛米麗小姐家的草坪，像夜盜一樣繞著屋子潛行，沿著牆角一帶以及在地窖通風處拚命聞嗅，而其中一個人則用手從挎在肩上的袋子中掏出什麼東西，不斷做著播種的動作。他們打開了地窖門，在那里和所有的外屋裡都撒上了石灰。等到他們回頭又穿過草坪時，原來暗黑的一扇窗戶亮起了燈：愛米麗小姐坐在那裡，燈在她身後，她那挺直的身軀一動不動像是一尊偶像一樣。他們躡手躡腳地走過草坪，進入街道兩旁洋槐樹樹蔭之中。一兩個星期之後，氣味就聞不到了。
而這時人們才開始真正為她感到難過。鎮上的人想起愛米麗小姐的姑奶奶韋亞特老太太終於變成了十足瘋子的事，都相信格里爾生一家人自視過高，不了解自己所處的地位。愛米麗小姐和像她一類的女子對什麼年輕男子都看不上眼。長久以來，我們把這家人一直看做一幅畫中的人物：身段苗條、穿著白衣的愛米麗小姐立在背後，她父親叉開雙腳的側影在前面，背對愛米麗，手執一根馬鞭，一扇向後開的前門恰好嵌住了他們倆的身影。因此當她年近三十，尚未婚配時，我們實在沒有喜幸的心理，只是覺得先前的看法得到了證實。即令她家有著瘋癲的血液吧，如果真有一切機會擺在她面前，她也不至於斷然放過。
父親死後，傳說留給她的全部財產就是那座房子；人們倒也有點感到高興。到頭來，他們可以對愛米麗表示憐憫之情了。單身獨處，貧苦無告，她變得懂人情了。如今她也體會到多一便士就激動喜悅、少一便士便痛苦失望的那種人皆有之的心情了。
她父親死後的第二天，所有的婦女們都準備到她家拜望，表示哀悼和願意接濟的心意，這是我們的習俗。愛米麗小姐在家門口接待她們，衣著和平日一樣，臉上沒有一絲哀愁。她告訴她們，她的父親並未死。一連三天她都是這樣，不論是教會牧師訪問她也好，還是醫生想勸她讓他們把屍體處理掉也好。正當他們要訴諸法律和武力時，她垮下來了，於是他們很快地埋葬了她的父親。當時我們還沒有說她發瘋。我們相信她這樣做是控制不了自己。我們還記得她父親趕走了所有的青年男子，我們也知道她現在已經一無所有，只好像人們常常所做的一樣，死死拖住搶走了她一切的那個人。
三
她病了好長一個時期。再見到她時，她的頭髮已經剪短，看上去像個姑娘，和教堂裡彩色玻璃窗上的天使像不無相似之處——有幾分悲愴肅穆。
行政當局已訂好合同，要鋪設人行道，就在她父親去世的那年夏天開始動工，建築公司帶著一批黑人、騾子和機器來了，工頭是個北方佬，名叫荷默·伯隆，個子高大，皮膚黝黑，精明強幹，聲音宏亮，雙眼比臉色淺淡。一群群孩子跟在他身後聽他用不堪入耳的話責罵黑人，而黑人則隨著鐵鎬的上下起落有節奏地哼著勞動號子。沒有多少時候，全鎮的人他都認識了。隨便什麼時候人們要是在廣場上的什麼地方聽見呵呵大笑的聲音，荷默·伯隆肯定是在人群的中心。過了不久，逢到禮拜天的下午我們就看到他和愛米麗小姐一齊駕著輕便馬車出遊了。那輛黃輪車配上從馬房中挑出的栗色轅馬，十分相稱。
起初我們都高興地看到愛米麗小姐多少有了一點寄託，因為婦女們都說：“格里爾生家的人絕對不會真的看中一個北方佬，一個拿日工資的人。”不過也有別人，一些年紀大的人說就是悲傷也不會叫一個真正高貴的婦女忘記“貴人舉止”，儘管口頭上不把它叫作“貴人舉止”。他們只是說：“可憐的愛米麗，她的親屬應該來到她的身邊。”她有親屬在亞拉巴馬；但多年以前，她的父親為了瘋婆子韋亞特老太太的產權問題跟他們鬧翻了，以後兩家就沒有來往。他們連喪禮也沒派人參加。
老人們一說到“可伶的愛米麗”，就交頭接耳開了。他們彼此說：“你當真認為是那麼回事嗎？”“當然是囉。還能是別的什麼事？……”而這句話他們是用手摀住嘴輕輕地說的；輕快的馬蹄得得駛去的時候，關上了遮擋星期日午後驕陽的百葉窗，還可聽出綢緞的窸窣聲：“可憐的愛米麗。”
她把頭抬得高高——甚至當我們深信她已經墮落了的時候也是如此，彷彿她比歷來都更要求人們承認她作為格里爾生家族末代人物的尊嚴；彷彿她的尊嚴就需要同世俗的接觸來重新肯定她那不受任何影響的性格。比如說，她那次買老鼠藥、砒霜的情況。那是在人們已開始說“可憐的愛米麗”之後一年多，她的兩個堂姐妹也正在那時來看望她。
“我要買點毒藥。”她跟藥劑師說。她當時已三十出頭，依然是個削肩細腰的女人，只是比往常更加清瘦了，一雙黑眼冷酷高傲，臉上的肉在兩邊的太陽穴和眼窩處繃得很緊，那副面部表情是你想像中的燈塔守望人所應有的。 “我要買點毒藥。”她說道。
“知道了，愛米麗小姐。要買哪一種？是毒老鼠之類的嗎？那麼我介——”
“我要你們店裡最有效的毒藥，種類我不管。”
藥劑師一口說出好幾種。 “它們什麼都毒得死，哪怕是大象。可足你要的是——”
“砒霜，”愛米麗小姐說。 “砒霜靈不靈？”
“是……砒霜？知道了，小姐。可是你要的是……”
“我要的是砒霜。”
藥和師朝下望了她一眼。她回看他一眼，身子挺直，面孔像一面拉緊了的旗子。 “噢噢，當然有，”藥劑師說。 “如果你要的是這種毒藥。不過，法律規定你得說明作什麼用途。”
愛米麗小姐只是瞪著他，頭向後仰了仰，以便雙眼好正視他的雙眼，一直看到他把目光移開了，走進去拿砒霜包好。黑人送貨員把那包藥送出來給她；藥劑師卻沒有再露面。她回家打開藥包，盒子上骷髏骨標記下註明：“毒鼠用藥”。
四
於是，第二天我們大家都說：“她要自殺了”；我們也都說這是再好沒有的事。我們第一次看到她和荷默·伯隆在一塊兒時，我們都說：“她要嫁給他了。”後來又說：“她還得說服他呢。”因為前默自己說他喜歡和男人來往，大家知道他和年輕人在糜鹿俱樂部一道喝酒，他本人說過，他是無意於成家的人。以後每逢禮拜天下午他們乘著漂亮的輕便馬車馳過：愛米麗小姐昂著頭，荷默歪戴著帽子，嘴裡叼著雪茄煙，戴著黃手套的手握著馬韁和馬鞭。我們在百葉窗背後都不禁要說一聲：“可憐的愛米剛。”後來有些婦女開始說，這是全鎮的羞辱，也是青年的壞榜樣。男子漢不想干涉，但婦女們終於迫使浸禮會牧師——愛米麗小姐一家人都是屬於聖公會的——去拜訪她。訪問經過他從未透露，但他再也不願去第二趟了。下個禮拜天他們又駕著馬車出現在街上，於是第二天牧師夫人就寫信告知愛米麗住在亞拉巴馬的親廈。
原來她家裡還有近親，於是我們坐待事態的發展。起先沒有動靜，隨後我們得到確訊，他們即將結婚。我們還聽說愛米麗小姐去過首飾店，訂購了一套銀質男人盥洗用具，每件上面刻著“荷·伯”。兩天之後人家又告訴我們她買了全套男人服裝，包括睡衣在內，因此我們說：“他們已經結婚了。”我們著實高興。我們高興的是兩位堂姐妹比起愛米麗小姐來，更有格里爾生家族的風度。
因此當荷默·伯隆離開本城——街道鋪路工程已經竣工好一陣子了——時，我們一點也不感到驚異。我們倒因為缺少一番送行告別的熱鬧，不無失望之感。不過我們都相信他此去是為了迎接愛米麗小姐作一番準備，或者是讓她有個機會打發走兩個堂姐妹。（這時已經形成了一個秘密小集團，我們都站愛米麗小姐一邊，幫她踢開這一對堂姐妹。）一點也不差，一星期後她們就走了。而且，正如我們一直所期待的那樣，荷默·伯隆又回到鎮上來了。一位鄰居親眼看見那個黑人在一天黃昏時分打開廚房門讓他進去了。
這就是我們最後一次看到荷默·伯隆。至於愛米麗小姐呢，我們則有一段時間沒有見到過她。黑人拿著購貨籃進進出出，可是前門卻總是關著。偶爾可以看到她的身影在窗口晃過，就像人們在撒石灰那天夜晚曾經見到過的那樣，但卻有整整六個月的時間，她沒有出現在大街上。我們明白這也並非出乎意料；“她父親的性格三番五次地使她那作為女性的一生平添波折，而這種性格彷彿大惡毒，太狂暴，還不肯消失似的。
等到我們再見到愛米麗小姐時，她已經發胖了，頭髮也已灰白了。以後數年中，頭髮越變越灰，變得像胡椒鹽似的鐵灰色，顏色就不再變了。直到她七十四歲去世之日為止，還是保持著那旺盛的鐵灰色，像是一個活躍的男子的頭髮。
打那時起，她的前門就一直關閉著，除了她四十左右的那段約有六七年的時間之外。在那段時期，她開授瓷器彩繪課。在樓下的一間房裡，她臨時佈置了一個畫室，沙多里斯上校的同時代人全都把女兒、孫女兒送到她那裡學畫，那樣的按時按刻，那樣的認真精神，簡直同禮拜天把她們送到教堂去，還給她們二角伍分錢的硬幣準備放在捐獻盆子裡的情況一模一樣。這時，她的捐稅已經被豁免了。
後來，新的一代成了全鎮的骨乾和精神，學畫的學生們也長大成人，漸次離開了，她們沒有讓她們自己的女孩子帶著顏色盒、令人生厭的畫筆和從婦女雜誌上剪下來的畫片到愛米麗小姐那裡去學畫。最後一個學生離開後，前門關上了，而且永遠關上了。全鎮實行免費郵遞制度之後，只有愛米麗小姐一人拒絕在她門口釘上金屬門牌號，附設一個郵件箱。她怎樣也不理睬他們。
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我們眼看著那黑人的頭髮變白了，背也駝了，還照舊提著購貨籃進進出出。每年十二月我們都寄給她一張納稅通知單，但一星期後又由郵局退還了，無人收信。不時我們在樓底下的一個窗口——她顯然是把樓上封閉起來了——見到她的身影，像神龕中的一個偶像的雕塑軀幹，我們說不上她是不是在看著我們。她就這樣度過了一代又一代——高貴，寧靜，無法逃避，無法接近，怪僻乖張。
她就這樣與世長辭了。在一棟塵埃遍地、鬼影憧憧的屋子裡得了病，侍候她的只有一個老態龍鍾的黑人。我們甚至連她病了也不知道；也早已不想從黑人那裡去打聽什麼消息。他跟誰也不說話，恐怕對她也是如此，他的嗓子似乎由於長久不用變得嘶啞了。
她死在樓下一間屋子裡，笨重的胡桃木床上還掛著床帷，她那長滿鐵灰頭髮的頭枕著的枕頭由於用了多年而又不見陽光，已經黃得發霉了。
五
黑人在前門口迎接第一批婦女，把她們請進來，她們話音低沉，發出噝噝聲響，以好奇的目光迅速掃視著一切。黑人隨即不見了，他穿過屋子，走出後門，從此就不見踪影了。
兩位堂姐妹也隨即趕到，他們第二天就舉行了喪禮，全鎮的人都跑來看看覆蓋著鮮花的愛米麗小姐的屍體。停屍架上方懸掛著她父親的炭筆劃像，一臉深刻沉思的表情，婦女們唧唧喳喳地談論著死亡，而老年男子呢——有些人還穿上了刷得很乾淨的南方同盟軍制服— —則在走廊上，草坪上紛紛談論著愛米麗小姐的一生，彷彿她是他們的同時代人，而且還相信和她跳過舞，甚至向她求過愛，他們把按數學級數向前推進的時間給攪亂了。這是老年人常有的情形。在他們看來，過去的歲月不是一條越來越窄的路，而是一片廣袤的連冬天也對它無所影響的大草地，只是近十年來才像窄小的瓶口一樣，把他們同過去隔斷了。
我們已經知道，樓上那塊地方有一個房間，四十年來從沒有人見到過，要進去得把門撬開。他們等到愛米麗小姐安葬之後，才設法去開門。
門猛烈地打開，震得屋裡灰塵瀰漫。這間佈置得像新房的屋子，彷彿到處都籠罩著墓室一般的淡淡的陰慘慘的氛圍：敗了色的玫瑰色窗簾，玫瑰色的燈罩，梳妝台，一排精細的水晶製品和白銀作底的男人盥洗用具，但白銀已毫無光澤，連刻製的姓名字母圖案都已無法辨認了。雜物中有一條硬領和領帶，彷彿剛從身上取下來似的，把它們拿起來時，在檯面上堆積的塵埃中留下淡淡的月牙痕。椅子上放著一套衣服，折疊得好好的；椅子底下有兩隻寂寞無聲的鞋和一雙扔了不要的襪子。
那男人躺在床上。
我們在那裡立了好久，俯視著那沒有肉的臉上令人莫測的齜牙咧嘴的樣子。那屍體躺在那裡，顯出一度是擁抱的姿勢，但那比愛情更能持久、那戰勝了愛情的熬煎的永恆的長眠已經使他馴服了。他所遺留下來的肉體已在破爛的睡衣下腐爛，跟他躺著的木床粘在一起，難分難解了。在他身上和他身旁的枕上，均勻地覆蓋著一層長年累月積下來的灰塵。
後來我們才注意到旁邊那隻枕頭上有人頭壓過的痕跡。我們當中有一個人從那上面拿起了什麼東西，大家湊近一看——這時一股淡淡的干燥發臭的氣味鑽進了鼻孔——原來是一綹長長的鐵灰色頭髮。
傻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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